自动洗牌麻将机​

爷爷第一次摸到自动麻将机的那天,窗外飘着雪。

他枯瘦的手指悬在按钮上方，像怕惊动什么似的，迟迟不敢按下去，我们几个晚辈围成一圈，屏息等着，终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摁了下去，随着一阵轻快的嗡鸣，四边牌槽升起，136张牌规规整整排列成四道矮墙,仿佛棋盘上的兵阵。

“真快。”爷爷喃喃道。

“是啊，”我爸接话，“比以前手洗快多了。”

爷爷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我注意到他的目光，似乎越过这台崭新的机器,望见了别的什么东西。

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，我不是四十年前出生的,这一切都是后来爸妈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。

八十年代初的冬天，比现在冷得多，那时候爷爷还在厂里当钳工，奶奶在街道小厂糊纸盒，一家六口人挤在三十平米的筒子楼里，过年是唯一能打麻将的时候，牌桌是卸下的一块门板，铺上旧报纸，四条长凳四条腿，麻将牌是塑料的，角都磨圆了,红中褪成了粉中。

那时候没有自动洗牌的机器，每一局结束，大家伸手哗啦啦地码牌，声音大得能把隔壁小孩吵醒，奶奶一边码牌一边骂爷爷手重，爷爷嘿嘿笑，烟卷叼在嘴里,灰烬簌簌落在牌堆里。

“那时候洗牌，是热闹。”我妈后来对我说。

零三年，我们家搬进了楼房，我爸的生意有了起色，那一年过年，他扛回一张真正的麻将桌，桌面上铺着绒布，四个抽屉装着筹码，奶奶摸着那层绒布说：“这得多少钱啊。”我爸说没多少,过年嘛。

那年洗牌已经不用门板了，但依然是人手洗，而且洗牌时多了些讲究——牌要扣着洗，不能让人看到底牌；洗三遍才够，洗不匀会被骂“手臭”；边洗边吵架也成了固定节目，幺姑说我二叔偷她的牌,二叔说我幺姑码牌太慢。

洗牌的那些时间，正好够大家吵一架，骂一轮，喝口茶，剥颗花生，吵完了，牌也码好了,刚好坐下接着打。

没有人觉得这个过程需要被“优化”。

直到那个雪天,爷爷按下了自动洗牌机的开关。

第一圈，大家还有点不适应，牌升起来的一刻，二叔说了句“这么快”，然后冷场了，只好低头看手机，原本可以用来吵架的三分钟,突然变成了无话可说的空档。

以前洗牌的时候，奶奶会趁机给我们小孩塞红包，红纸包在桌子底下悄悄传递，借着哗啦啦的洗牌声掩护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现在洗牌没有声音了，塞红包变得突兀,好像舞台中央只剩一束追光打在手上。

以前洗牌的时候，姑父会讲他在单位里听到的趣事，讲完刚好牌码好，现在牌升起来太快，笑话还没讲到包袱，所有人已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只好把后半句咽回去,打出一张幺鸡。

这就是效率的代价吧。

现代人发明了自动洗牌机，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觉得“等待”是一种浪费，我们希望一切都在瞬间完成——一键下单、秒回消息、三分钟热度、快餐式感情，连麻将这样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，也要被加速、被压缩。

可麻将的意义,难道不就是那点等待的时间吗？

等待的间隙里，有生活的缝隙，一杯茶、一根烟、一句玩笑、一个眼神，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，才是真正把人连接在一起的东西，当裂缝被填满，缝补得严丝合缝,反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前几天回爷爷家，那台自动麻将机还在用，牌面磨花了，机芯偶尔会卡住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，爷爷说，修过两次了,舍不得换。

我问他,现在还习惯吗？

他想了想说：“方便是方便，就是太快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太快了，空气不流通。”

我懂他的意思，不是机器的问题，是时间的问题，机器吞掉的那些洗牌的碎片时光，恰恰是他为数不多能够喘息、能够看清面前这几张脸的时刻，这些年，叔叔伯伯们各自奔忙，过年越来越聚不齐了，能凑一桌麻将就不容易了,谁还在乎洗牌快不快？

“其实呢，”爷爷最后说，“那张老塑料牌也好的，就是重了点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没看麻将机,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爷爷真正想说的，从来不是什么洗牌快慢，他真正想说的是——日子过得太快了，快到他还没看清牌,时间就把一切都洗掉了。

自动麻将机洗掉的是他用来偷看每个孩子笑容的那几分钟，是奶奶还在时可以多吵的那几句嘴,是打牌前大家还能多说两句废话的那些时光。

也许有一天，会有更新款的麻将机问世，声控甚至意念控制，你一想牌就自动码好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坐在牌桌前，四目相对，无话可说，只能不停地摸牌、出牌。

而那个端着搪瓷缸坐在旁边看牌的老人,大概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的时代里，我有时候很想念那些洗牌的动作——笨拙的、吵闹的、慢吞吞的、充满人间烟火气的。

牌洗好了，来，坐，不着急,再聊一会儿。